• 五代十国李璟为政举措

    五代十国李璟为政举措

    中文名:李璟,别名:李景通、李景、李瑶、李伯玉,国籍:(南唐)

    李璟(916-961年8月12日),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二位皇帝,943年嗣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楚、闽二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国力下降。李璟好读书,多才艺。常与宠臣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961年逝世,时年四十六岁,葬顺陵。庙号元宗,谥号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其诗词被收录《南唐二主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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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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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璟政治

    李璟即位后,改变父亲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皆因继承人争位而内乱的马楚及闽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李璟生活奢侈无度,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李璟经济

    李璟困于用兵时,钟谟请铸造大钱以一当十,刻文“永通泉货”。后因钟谟犯罪,因此大钱被废。又命韩熙载铸铁钱,以一当二。

    李璟文化

    李璟秉性庸懦,爱好文学,比较喜欢阿谀奉承。“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筵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他的诗词十分有名气,书法也很不错。其中他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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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姒中康称王

    太康四年,有穷国国君羿听说夏王姒太康前往洛水以南打猎,认为这是袭击夏王朝最好的时机,便亲率军队以闪电战的方式攻破夏都斟鄩,自立为王。但不久迫于诸侯的压力,他只好把帝位让给夏王族的后人。当时姒启的六个儿子都还健在,该让谁来出任新一任夏王呢?老二元康和老三伯康都不学无术,而且头脑愚笨,除了吃喝玩乐,别的什么都不会,根本不堪为王。只有老四仲康身体健壮,而且野心勃勃,一直就觊觎着王位。于是仲康便暗中活动,由几位老臣出面,推举他为新王。有穷国君妘后羿同意让位,但他的条件是:夏王朝不但要免除有穷国的赋税,而且每年还要向有穷国提供双倍的赋税。姒仲康是个没有政治远见的庸人,为了坐上帝位,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有穷国君妘后羿便让出王位,率领有穷军队携带着在夏都搜刮的大量财物返回穷石。

    姒仲康正式即位称王,号仲康。姒仲康即位以后,立刻派人前往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迎请帝太康回国,并声称愿意将王位还给太康。太康认为这是弟弟仲康对他的羞辱,坚决不肯回国。仲康很高兴,因为他内心并不希望太康回来,太康不归正好满足他的心愿,于是便派军队护送太康的妃子和儿女往阳夏与他团聚。

    姒中康执政

    仲康元年,姒仲康任命胤侯为大司马,掌管六师。有穷国的入侵给姒仲康上了很好的一课,使他认识到一个国家若想保住政权,就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他命胤侯主管军队,在国中征青壮年入伍,有计划地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

    仲康五年,夏朝国都发生日全食,白日如同黑夜,人们十分恐慌。于是有人上奏姒仲康,说主管天文的羲氏与主管历法的和氏终日沉湎于酒,玩忽职守,致使酒后误事,废时乱日,使时间造成混乱,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必须依法惩治他们。姒仲康闻奏大怒,立刻命令胤侯领兵去逮捕他们,胤侯一向对羲氏与和氏看法很好,认为他们都是对工作尽职尽责的人,怎么会突然糊涂起来犯下如此重罪呢,这其间恐怕是另有隐情,但是天子之命不可违抗,只好率军前往。等见到羲氏与和氏,才知道两人并不曾喝酒误事,他们告诉他日食是一种正常的天象,不是人类所能改变的。胤侯便带他们去见帝仲康,让他们解释清楚,但是愚昧的姒仲康根本不相信科学,反而认为他们是在狡辩,仍然将他们治了罪。

    仲康六年,姒仲康任命颛顼之后已樊为诸侯,封于昆吾(今河南濮阳市),称夏伯。昆吾氏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是夏王朝的重要同盟军。

    仲康七年,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建设,夏王朝的军队逐渐强大起来,姒仲康认为如今已经有能力与有穷国相抗衡,便宣布不再向有穷国纳贡,并且命令有穷国继续向夏王朝交纳税赋。

    仲康八年,姒仲康单方撕毁和约的行为激怒有穷国国君,后羿再次率领本国军队入侵夏后氏领地。有穷军如狼似虎,作战十分骁勇。夏后氏军队根本不堪一击,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有穷军队眼看就打到夏都斟鄩。

    仲康九年,姒仲康在夏伯己樊的帮助下,以帝丘(今河南濮阳)为都,开始偏居一隅的统治。

    姒仲康四十一岁即帝位,在位执政虚记十八年(《路史后纪》),卒于仲康十八年,终年五十九岁。(而据《路史》记载,仲康18岁就死了。)

    详细点击:【夏朝:姒中康】

  • 帝乙继承王位

    帝乙,子姓,名羡,是商王文丁(《史记》作太丁)之子。公元前1102年,文丁去世,子羡继任商朝君主之位,史称帝乙。帝乙继位后,商朝的国势已经趋于没落。

    帝乙征伐诸夷

    帝乙二年,周部落攻打商朝。帝乙三年,昆夷攻打商朝,帝乙派遣将领南仲率军向西抵御昆夷的进攻,并且修筑朔方城。

    当时,江淮之间的夷族强盛起来,准备大举进攻商朝。帝乙九年,帝乙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受到孟方(今河南睢县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讨伐孟方,得胜而回。

    帝乙十年,帝乙率军继续南下征伐夷族,到达淮水流域的攸国。帝乙和攸国国君攸侯喜合兵攻伐夷族,于帝乙十一年得胜而回。帝乙十五年,帝乙再次率领诸侯南征夷族。

    帝乙立嗣去世

    帝乙长子微子启的母亲地位卑贱,所以不能立他为嗣子。而帝乙少子帝辛的母亲是正室,所以帝乙确立帝辛为嗣子,就是后来的商纣王。(而据《吕氏春秋》、《帝王世纪》记载,微子启与帝辛是同母兄弟,微子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为妾,被立为王后之后生帝辛。帝乙因微子启年长,想立他为嗣,太史根据礼法认为微子启是庶出,帝辛是嫡出,所以立帝辛为嗣子。)

    帝乙在位末年,迁都于沫(即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1076年,帝乙去世,其子商纣王继位。

    详细点击:【商朝:帝乙】

  • 商都朝歌,始自帝乙。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

    “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皇甫谧的话,又为近人罗振玉通过对殷墟的考释所证实。罗氏说:“《竹书》‘更不徙都’说是错误的”。并肯定“迁沫必在乙之世”(《殷墟书契考释》)。皇甫谧的话也为郭沫若对《戊辰彝铭文》的考释所证实。郭沫若说“徙朝歌乃二十年后之事”(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纣都朝歌除史书记载外,还可以证诸淇县古城垣。1984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召开,代表们在淇县参观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夏鼎院长曾说:“淇县古城垣是典型的商城”。此外,还可以证诸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生活遗迹。朝歌为纣都,还可以证诸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

    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原是载诸史册及地方志的事实。但近几十年,自从甲骨在安阳把墟出土,王国维的《说殷》问世,《竹书》的“更不徙都”说,即被奉为圭臬。中国文术界,遂把洹水南之殷墟,说成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从而抛弃了历来史书所说的纣都朝歌。

    然而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说安阳殷墟为殷都,但要说安阳殷墟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则大谬然。因为史书所载及地下发掘的事实,都否定了这一说法。首先说说盘庚迁殷的问题,盘庚迁殷并非迁今安阳殷墟,迁的是西亳,盘庚是都西亳的。且看《史记》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成成汤之故居”(《殷本纪》)。“成汤之故居”何在?近年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发掘,如今学者大都肯定偃师商城是汤都。偃师商城的发掘,不仅证明偃师确为汤都,而且也证明偃师商城为盘庚之都。

    因为在偃师商城的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古城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即被放弃,后来经修补后又重新使用的,而再次设都于此的殷王便是盘庚(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414—415),此证一也。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直到武丁还都西亳。何此为?可以武丁访贤,后于傅险得傅说证之。傅险“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括地志》),即今山西平陆县一带,为西亳之野。此证二也。关于盘庚迁殷非今安阳殷墟,还可以安阳殷墟的考古证之。根据安阳殷墟的发掘,从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中,还未发现一片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甲骨;在安阳西北冈殷大墓的发掘中,也未曾发现一座墓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陵墓(《商代的墓碑地制度》见《考古》,1983年10期),此证三也。

    详细点击:【商朝:廪辛】

  • 外壬即位后不久,姺与邳两个侯国发动了叛变。姺是有莘氏的后代,商汤曾娶了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就是作为媵臣陪嫁到商的。因此,有莘氏与商朝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由于商王室的衰落,有莘氏后人封于姺后就时服时叛。邳是夏禹车正奚仲的后人,也就是说是仲虺的后代,初时也与商王室的关系很好,这时也起来叛商了。姺和邳的祖先是商汤时的左丞右相,他们都起来反叛外壬,可见当时商王室的衰败。

    对于姺、邳的叛乱,外壬一点办法也没有,据说是“大彭国”帮助平定了姺人、邳人的叛乱。“大彭国”是在彭氏部落首领彭祖的带领下建立的,是夏朝时东方比较强大,政治关系也比较密切的属国。

    到商朝前期,大彭国也还是比较强盛。彭祖相传活了八百年,是一位长寿之神,很懂得养生之道。其实所谓彭祖年长八百岁,实际上是大彭国存在的年限。外壬在位十五年,死后由河亶甲夺得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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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帝王祭祀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诸侯祭祀只备羊、猪,称少牢。所以有时太牢专指牛。天子除祭祀天地、社稷外,一些小的祭祀也可用少牢。由此可见,沃丁对伊尹这位五朝右相的敬重。

    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沃丁八年,伊尹卒……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焉。”大牢又称太牢。

    伊尹死后葬于亳(今河南虞城),现虞城西南魏堌堆有伊尹墓。伊尹生前写过许多文字,《汉书》录有《伊尹》五十一篇,《伊尹说》二十七篇,早佚。《玉函山房辑佚书书》有《伊尹》一卷。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伊尹》零篇六十四行。

    详细点击:【商朝:沃丁】

  • 政治在政治上,周厉王改变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周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说周厉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谁做辅佐,不知谁做公卿。然后话锋一转,用训诫的口吻讲起历史,说商朝的灭亡不能怨上帝,是商王不用旧臣的缘故,周厉王现在的做法可是有商朝的“典型”。这类意见还见于《诗·大雅·板》,说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国家的栋梁。诗中一再强调“大邦”、“大宗”, 意在不要打破旧的政治秩序。《诗序》说:“《板》,凡伯刺厉王也”,郑笺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卿士”。魏源还认为这个凡伯就是共伯和。无论其是否为共伯和,但其人为“周同姓”的大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曾一度入为王朝的卿士高官,显见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经济在经济上,周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芮良夫曾对周厉王有所谏言,历来认为是芮良夫“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垄断山林川泽的生产”。实则西周时代的山林川泽早巳为各级贵族所有,周厉王的“专利”决不是“垄断”的意思,更谈不上“与民争利”,倒是他从贵族占有的山林川泽中规定若干项向王室交纳的“专项”物质财富。芮良夫明确指出“今王学专利”,“学”就是讲周厉王要在贵族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专项的贡赋税收之类的内容。胡寄窗先生说芮良夫“代表自由小工商业者利益”,这是正确的评价。《逸周书·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记载,芮良夫称同僚为“执政小子”,说明执政者为中年以下的人,在周厉王时代的“执政小于”很可能就是荣夷公。从语气上看显然是以勋旧宿臣的口吻训诫后进的,指责的内容为“专利作威”、“以贪谀事王”。这主要是针对荣夷公帮助周厉王在经济上采取打击贵族经济以加强王室经济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贿成”则说明爵位的授予开始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一一用金钱出卖爵位以解决王室经济的困难。农业重视农业是周厉王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周厉王主抓农业,以“稼穑”为国宝,使农业得以发展。军事军事实力在军事上,周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周厉王三年,淮夷进逼到洛邑,已为周王朝的大患,周厉王派虢公长父攻打淮夷,但由于国力不强,故虢公长父不能取胜。当时江汉间强大的楚国,在周夷王时即已称王。但到周厉王改革后,周王朝强大震摄四方。绝非即位初期连一个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状况。楚国国君熊渠畏惧周王朝强大,恐其伐楚,于是自动取消王号。攻噩之战西周自周懿王以后,国力日渐衰弱,四周方国部落交相发动对周朝的进攻和侵扰。周厉王时,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国(在今河南南阳东北一带),乘机反叛周朝并企图侵占周朝的疆土。于是噩侯联络淮夷和东夷部落,出兵进攻周朝的东部疆域和南部国土,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成周(今河南洛阳)附近,严重影响京畿安危。周厉王为保卫京都和周朝的社稷,从宗周调来西六师的部队,还从北部调来殷八师的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河洛地区聚集,企图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噩国的军队。周厉王依靠贵族大臣的亲兵来抵御噩国的进攻,周朝将领禹率领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二百人,徒兵千人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厉王最终击败噩侯,保卫成周的安全。淮夷之战周厉王攻噩之战后,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再次发兵向周朝进攻。周厉王命虢仲率兵反击,未能取胜。淮夷气势更为嚣张,又一次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一路浩浩荡荡,深入到周朝的中心地带,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周厉王亲临成周指挥反击战,命令周将率领精兵反击。所率的周兵自洛水上游连续发动多次反攻,使淮夷无法招架,只得败退,纷纷逃窜。周军乘胜追击,最后彻底击败淮夷,斩俘一百四十余人,夺回被淮夷掳去的周民四百人。由于周厉王攻噩和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周朝的军力有所增强,周朝国威也有所振作。法律在法律上,周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暴政”。周厉王在宗法观念极强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高压手段:“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应注意的是:“以告则杀之”的标准是什么?是无故滥杀吗?显然不是。早在周穆王时已制订“五刑之属”,据说有三千种之多,周厉王行法,不必草创:刑罚三千,量一“诽谤”之罪必有所本。周厉王用法制来维护“革典”的进行,不会仅用卫巫一个人,很可能是以卫巫为首的一个执行法律的特别机构。因为明显不过的是:卫巫一人能监视多少“谤者”?可以推断: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而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可能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可见,周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简单、幼稚粗暴的手段,被反对派(不妨说是保守派)用来指责其行“暴政”,上下唾骂几千年。然而,周厉王的“暴”不过是人们抽象出来的“以告则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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